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首要任务，中央财政计划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并预计全国消费券发放规模达5000亿元，可拉动1.5万亿—2万亿元消费增量。消费券应定位为城乡居民增收政策的“短期补充工具”与“场景激活器”，通过精准投放、场景创新和杠杆优化，与长期增收措施形成“短期稳信心、长期提能力”的协同效应。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通过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但不少地区消费券发放数额和发放模式的设计上存在一些短板不足，影响了消费券的预期成效。

一是覆盖精准性不足。很多地方消费券都是“人找券”而不是“券到人”，没有做到普惠发放。抢券、领券是最常见的发券方式，除上海等少数地区采取摇号等相对公平的方式外，在消费券实际发放过程中，部分地区普通群众“一券难抢”，真正有消费需求的广大普通民众最后被过滤掉，形成资源浪费、社会成本增加等问题，无法改善最需要消费券扶持的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同时，部分消费券仍存在“重商品、轻服务”倾向，如在冰雪、文旅等新兴消费领域其覆盖面有限，中低收入群体受益比例仍需提高。

二是发放渠道存在缺陷。消费券发放渠道主要是各类非银行支付App和零售平台，消费券平台核销场景集中于大型商户，小微实体店接入不足，如大量的小餐馆、小摊贩等最需要消费刺激帮扶的市场主体无法满足消费者核销用券要求。包括银联云闪付、美团、支付宝、微信支付、翼支付在内的多家支付机构均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各地消费券的发放或核销使用，但支付机构缺乏零售运营能力，支付端功能单一，仅支持核销，难以实现精细化投放。例如，用户习惯在美团、抖音等平台搜索消费信息，而支付用户端仅作为结账工具，导致消费券曝光度不足、使用门槛升高，最终拉低核销率。

三是消费券杠杆率偏高。不少地区的消费券都采取“满减”模式，其根本在于政府希望用较少的财政资金撬动大量自有资金进行消费，抵扣比例越小，补贴的杠杆率越高。“满减”模式不仅要求消费者自己大量配套出资，而且由于消费金额必然超出门槛，抵扣比例也必然低于宣传上的最大力度，如一些地方的“满40减10”，一单消费的杠杆率至少为3，部分地方甚至是“满1000减100”，杠杆率至少为9。杠杆率越高，有意愿使用消费券的居民基数就越小，如不少地方反复向汽车行业注入消费刺激资源，但拿不出数万元闲置资金买车换车的中低收入人群更容易被排除在外。

为此，建议：

一、加大中央统筹力度。中央财政通过特别国债统筹资金，制定全国性消费券发放标准，明确服务消费（如文旅、医疗、养老）的最低占比（如30%），资金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直达市县基层，并向欠发达地区倾斜，有效解决区域间不平衡问题。结合央行数字货币（DC/EP）试点，通过数字人民币发放，实现消费券直达低收入人群账户，避免“黄牛”套利。

二、拓宽重点人群覆盖面。结合实际，拓展发放范围和渠道，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精准发放消费券，对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老人发放纸质消费券，让消费券发放更有温度。通过支付宝、微信、云闪付、抖音等多平台发放，不对消费者持有银行卡作出限制。扩大消费券的使用覆盖范围，要进一步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向，如将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医疗保健、文化艺术等纳入消费券享受范围，进一步扩大消费受众，拉动消费增长。

三、降低消费券使用门槛。消费券应具有“准现金”性质，消费者可以自由决定在哪里用、一次用多少，保障灵活选择和市场竞争。可考虑借鉴前几年韩国、香港等地发放消费券的经验，发到消费者账户上，在能使用的场合可以100%抵扣支出，每次用多少由消费者自行决定，但明确消费券不能用于还债或投资，且需在规定期限使用，不允许在酒吧等聚集性场所使用或者到沃尔玛等跨国零售商消费。